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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王若飞（第3页）

　　为了巩固和扩大宣传力

　　度，王若飞创办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理论刊物——《团结》。身为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王若飞对待工作废寝忘食，经常写稿至深夜。文章内容也正如刊物的名字一样，表达了王若飞渴望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抗外敌的决心。

　　文化教育是传递革命信念的主要“阵地”，那些意气风发的学生正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在陕北期间，王若飞同时兼任陕北公学教授。1937年11月，王若飞在陕北公学校刊上发表了题为《欢迎全国革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抗战知识》的文章，他指出“目前我们争取民族生存的，向全国青年学生提出一个重大的任务，要求他们跑到民众中间去做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来参加抗战的工作。”同时要求“每个来学的青年，必须百倍紧张地学习，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获取一切必要的抗战知识，就迅速到民众中去，到前线去。”

　　在鼓励青年学生在抗战中发挥自身能力方面，王若飞可谓是身体力行。他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探讨问题，深入了解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并且把自己的看法通过作报告的形式为学生们演讲，透彻地分析当前抗战形势、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正确主张，倡导学习抗战理论，让学生们意识到抗战知识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同样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王若飞负责的宣传工作之所以能够卓有成效，正是源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在保卫边区的斗争中，他曾多次亲自走访沿河城镇，深入群众，了解保卫边区的动员工作。王若飞常说：“只有到当地去，到百姓中间去，才能听到人民的心声，发现工作中的问题。”每次走访结束后，王若飞都会针对出现的问题做出总结。他提出：“一切抗战动员工作之能否完成，全系于我们政治宣传工作是否深入。要在鼓动中把每个边区人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保卫边区的斗争，把他们的一切能力，一切物力都贡献于抗战。”王若飞带着革命的火种，毫不保留地播撒向人民，在他眼中，中华民族的儿女都是传递革命星火的使者。

　　在延安这块政治阵地上，王若飞像一盏启明灯，不断地发光发热。1938年秋，他被任命为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后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谦逊的王若飞对于副参谋长的职务有些信心不足，他找到毛泽东坦诚相告：“我没有在军队工作的经验，如今胜任副参谋长一职，实在不敢当。”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最初我没有搞过军事，现在不也是搞起来了吗？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得到了毛泽东的鼓励，王若飞更加坚定了传递革命的信心，并且开始涉及军事方面的研究和宣传。

　　1940年起，日寇开始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王若飞潜心研究反“扫荡”。他总结道：“敌人使用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简直是惨绝人寰。‘三大政策’为的是把根据地变成无人区。面对这样的情形，军队和人民都应该随机应变，缩小目标，灵活作战，以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王若飞的这一理论，正是“精兵简政”政策的最初雏形，对发展精锐部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精兵简政”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一致认可，成为了根据地十大政策之一。

　　王若飞始终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延安的日子里，他倾注心血，让点点革命星火呈现燎原之势。无论工作在什么岗位，王若飞始终不忘使命，让革命精神传遍延安。

　　为谋解放头可断

　　抗战胜利前后，王若飞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一，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

　　1944年5月起，国民党军队作战频频失利，乃至尽失豫湘桂等正面战场，这样大面积的溃败惹得全体国人一片哗然，强烈谴责国民党的专政统治，同时呼吁建立民主联合政权。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谈判的方式与国民党方面和商解决。当时，王若飞以林伯渠助手的身份陪同赶赴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然而，谈判成员到达重庆后，很快发觉国民党方面说一套做一套，毫无和谈之诚意。于是，王若飞迅速将此情况汇报给党中央，说明国共之间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此后，根据中央指示，王若飞继续留在南方局，协助董必武主持上层统战工作。11月起，王若飞任中共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1945年6月，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然而，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仍旧没有化解。国民党统帅蒋介石接连三次致电共产党方面，希望能够再次举行谈判。为了和平民主的大业，毛泽东接受了邀请，并决定亲自挂帅。王若飞作为中共代表，随同毛泽东、周恩来离开延安，于1945年8月28日抵达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国共谈判从9月4日正式开始至10月10日，共举行了多达十次的谈判会议。期间，王若飞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工作。

　　在国共双方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后，10月11日，王若飞送毛泽东乘机返回延安，协同周恩来一起，继续为下次的国共谈判积极做着准备。

　　1946年1月10日，王若飞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他按照党中央要求，既坚持原则，又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在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等重大问题上，与国民党的谈判代表王世杰展开了一番激烈的唇枪舌剑。才华横溢且能言善辩的王若飞在辩论过程中表现得从容不迫，博学的文采，精妙的辩词，使台下的国民党代表听得瞠目结舌，甚至心生敬佩，同时也给很多爱国民主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曾高度评价王若飞，说他“分析事理之强，记忆头脑之清楚，对人恳挚，一片真诚，毫无间然，尤其是每次会谈或是会议，哪一种人性的辩争，众口纷纭屹然不动，虽有责难弗避，真不愧为民主战士的先导”。

　　王若飞在谈判会上的精彩表现令在场人员赞叹不已。同时，他团结各民主党派，同国民党的独裁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问题上占据了主动，为“第二条民主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4月8日，受周恩来委托，王若飞携带着中共代表团就宪法、国民政府组成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的最后方案，同秦邦宪、叶挺、邓发和黄齐生等，乘飞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准备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因天气原因，能见度很低，飞机中途迷失方向，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上撞山坠毁，同机13人全部遇难，王若飞时年50岁。

　　毛泽东为“四八”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周恩来得知王若飞遇难后，悲痛地说：“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一种力量，失掉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

　　王若飞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诺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