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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取民主和平而壮烈献身——李公朴（第1页）

　　为争取民主和平而壮烈献身

　　——李公朴

　　没有主义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力量。

　　——李公朴

　　李公朴（1902~1946），原名李永祥，后改名公朴。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杰出的社会教育家。1926年初，在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1936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11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成为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公朴获释。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七君子事件”

　　当国家领土遭到侵略，当人民生命受到威胁，必然有人站出来救国救民。然而，在动荡年代，那些有识之士和进步青年却因爱国而有罪。1936年11月23日，发生在上海的“七君子事件”轰动全国，包括救国会领导人李公朴、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邹韬奋、章乃器和史良在内的七位爱国民主人士被捕。

　　事件的发端要从1935年12月27日说起。当天，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布成立，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马相伯等35人成为执行委员。次年1月28日，上海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李公朴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为组织领导上海市内的抗日救亡运动积极运作，会后，救国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年过六旬的沈钧儒和左臂受伤的李公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端，并带领队伍经北河南路、宝山路至大场路，沿途吸引了很多群众驻足观看，有的还参与到示威游行中，抗日救亡运动的呼声越发高涨。

　　5月31日，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李公朴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全救会”自成立以来，陆续发表《为绥东事件宣传》、《公开信》、《告同胞书》等文章，宣传救国救民的方针政策，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寇，同时不断披露国民党消极抗日，走亲日派路线的罪恶行径。

　　从“上救会”的示威游行到“全救会”的强烈呼声，这一系列的抗日救亡宣传，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同时也被国民党政府视为“眼中钉”。1936年11月23日凌晨两点，国民党下令抓捕了李公朴、沈钧儒、王造时、邹韬奋、沙千里、史良和章乃器。李公朴等七人被抓后，顿时引起一片哗然，上海各界纷纷谴责这种非法逮捕行为。在舆论的压力下，上海市市长奉命在11月26日的《申报》中发表声明，称“李公朴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种种谬说，均可复按。……竟复由言论而见诸行动，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之企图。”

　　当然，这样的声明仅仅只是无理无据的“空谈”。国内乃至国外的各界人士纷纷联名致电，提出尽快释放“七君子”。

　　12月4日，李公朴等人被移送至苏州看守所。途中，李公朴带领大家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在奋进的歌声中，彼此相互鼓励，发誓绝不动摇。随后，李公朴等人被苏州高等法院以“危害国民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提起公诉。“七君子”及辩护律师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与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进行了强烈反驳。

　　公诉未果，国民党却不肯罢休，将“七君子”关押在看守所长达8个月之久。“救国无罪”是李公朴矢志不渝的信念，“拼七人的自由，争取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自由”是李公朴在狱中与敌人斗争的强大动力。

　　1937年6月11日、25日，法庭先后开庭审理“七君子案件”。站在“被告”席上的李公朴，在法庭上正义辩驳、据理力争，充满革命热情，救国救民的坚定信念，全都显现在那一问一答之间。

　　“救国会的宣言、纲领和宗旨是什么？”

　　“抗日救国。”

　　“联合各党各派就是共荣，难道你不承认？”

　　“联合各党各派，是‘九一八’以后，国难会议以来，上下的共同主张。为的是化解成见，共同抗日。”

　　“共产党主张抗日，而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也主张抗日，你怎么解释？被共产党利用？”

　　“四万万人都要抗日，我相信审判长也要抗日的，难道也被共产党利用吗？”

　　法庭上，李公朴睿智且从容，有力地驳回了法庭对他的公诉。关押和审讯都没能使“七君子”屈服，国民党开始变换策略，使出“攻心法”，让杜月笙和钱新之前去“劝降”。杜月笙和钱新之都是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与李公朴等人有过交往，国民党想通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加之高官厚禄作为条件，令“七君子”在思想上有所改变，并写下悔过书。

　　“关于悔过书一点，在最早的时候，就有人暗示过，我们曾坚决地明白说，这是不可能的。……吾人是决不会签署任何有失立场、有丧人格之文件。”李公朴在日记中表露了心声，同时，“七君子”表示了态度：我们没有“过”，用不着“悔”。

　　“入狱入狱，是谁所欲！爱国有罪，入狱何辱。”李公朴在心底一遍遍地呐喊。面对遥遥无期的囚禁，他是多么想离开这里，继续争取抗日救亡，呼吁民主团结！与李公朴有着同样爱国热情的宋庆龄，组织何香凝、张定夫、胡愈之、张宗麟等16人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沈先生等七人并没有罪。所谓罪只是爱

　　国罪，如果爱国就是有罪，那么中华民国的国民，还有人敢去爱国吗！”“七位先生已为爱国而入狱了，我们也愿和他们一起入狱。”随后，宋美龄同胡愈之、彭文应等人赶赴苏州，要与“七君子”共患难。这件事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使国民党反动派备受舆论谴责，“七君子”定罪一事被迫搁置。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内形势突变，形成了全国抗日战线。此时，国民党已无力“制裁”李公朴等人。7月31日下午5时，“七君子”获释。出狱后，李公朴感慨地说：“被捕时手枪对着我们，我们认为最多不过是个‘死’。但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相信死后会有成千成万的人继续起来的。我们要以死的决心争取中华民国的抗日胜利。”为救国而入狱，李公朴将生死置之度外，因为他有一颗爱国、救国的心，他誓要为人民民主、争取人民解放而贡献一生。

　　为“抗战教育”而奔走

　　生于忧患的李公朴，从青年时期就怀有“呼唤民众”的雄心壮志，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不断探索，不断尝试，历经千万坎坷仍不屈不挠。曾经的求学经历，使他更加坚定了爱国之心，誓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斗争。他深信：虽不在战场杀敌，同样也可为国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