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桃小说

“一颗为民心，万古终不泯”——朱克靖（第2页）

　　一仗攻下乐昌，随即翻越南岭，进入湖南境内。当时，西路军已从衡阳、株洲过境，兵临长沙，第三军随后而行，没有多少战事，很顺利地到达醴陵，准备从这里进攻江西。

　　经过休整，第三军向江西进发，一鼓作气攻下萍乡。沿途，朱克靖始终与士兵同甘共苦，爱和士兵谈心，从不摆官架子，大家都非常爱戴他。按规定，当时军部长官每人配给一乘四人抬的轿子，朱克靖读书多年，眼睛近视，戴着眼镜，行军并不方便，便他不愿坐轿，推辞说：“现在是民主革命时期，讲究平等，我为什么要别人抬着走呢？”他用自己的行动鼓舞着士气，也影响了一些军官，军中风气有所改变。

　　9月，第三军与东路军各支部队会合，对南昌取包围之势。由于蒋介石指挥上的错误，他的嫡系部队第一军第一师被孙传芳部击溃，影响了围攻南昌的战斗，第三军移赣西北驻防待命。10月初，北伐军重新组织攻城，第三军负责夺取南昌郊外的牛行车站，激战三昼夜，伤亡惨重。朱培德在强敌面前，一筹莫展，只得撤回兵力。当时，有些旧军官以为是溃败，竟临阵逃脱，引起了部队极大混乱。朱培德见状不妙，赶紧骑着高头大马前往弹压，也收不住阵脚。危急关头，朱克靖率领一批政工人员赶到了前沿阵地，一面组织后续部队抵挡敌军的反攻，一面整顿撤下来的部队继续投入战斗，终于避免了一场不堪设想的损失。事后，朱培德很感激地夸奖朱克靖及他领导的政工人员说：“别看我手下这些军官都已身经百战了，可是真刀真枪拼起来，倒不如你带领的那班青年学生。”

　　不久，北伐军先后收复了武汉、南昌、上海和南京，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这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把中国问题列为中心议题之一。朱克靖由于正在前线督师，没有与会，但仍被选举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帝国主义者看到北洋军阀失败，便开始寻找新的代理人，扶植蒋介石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围绕着广东国民政府迁都之争，形成了宁汉对峙的局面。江西处于中间地带，武汉革命政府和蒋介石双方都在竭力争取，而驻守江西的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则举棋不定。在此情况下，朱克靖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朱培德与武汉革命政府的合作。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使爪牙暗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隔了10天，又派兵解散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江西省学联，封闭了国民党左派的《贯彻日报》；紧接着捣毁了九江市党部和市总工会。为了把蒋介石的势力从江西驱逐出去，制止时局逆转，3月29日，朱克靖从武汉邀来国民革命军代理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到江西争取朱培德反蒋。经朱克靖、郭沫若的说服，朱培德明确表示倾向武汉革命政府，从而制止了蒋介石向西发展的野心。武汉革命政府的力量，随即从两湖发展到江西。接着，武汉革命政府于4月4日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克靖为省政府秘书长。朱克靖代表省政府出席朱德任南昌市公安局长的就职仪式。

　　不久，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并调兵遣将，准备进攻江西，进而夺取武汉。蒋介石为了拉拢朱培德，对其许以高官厚禄。朱培德在蒋介石软硬兼施的诱迫下，公开倒向南京政府。6月5日，朱培德开始“礼送共产党人出境”，把第三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赶出江西，朱克靖也受到排挤。

　　许多共产党员在撤离江西时，遭到反动派的杀害，为防万一，他派人将妻子肖仲之经九江送往武汉，然后自己离开江西，经铜鼓进入湖南。路上，他买了一担皮箩，装成做生意的，回到醴陵东乡温泉的姐姐家。然后，又乔装改扮，从东乡乘炭船到武汉，向党中央汇报江西的情况。经长沙时，已是“马日事变”之后，湘江两岸有许多荷枪实弹的军警。朱克靖乘坐的船没敢停靠，鼓起风帆，顺流而下，闯过了检查关。

　　7月，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也公开与蒋介石合流，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为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熟知情况的朱克靖被秘密派回南昌，策动第三军旧部参加起义。朱克靖到南昌后先找到了朱德，在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和南昌市公安局内部撒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的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十军所部3万余人，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南昌起义”。

　　起义胜利后，部队编为三个军。朱克靖被任命为第九军党代表。不久，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沿闽赣边南下。10月，在广东潮汕地区被国民党重兵包围，损失惨重。朱克靖突出重围，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就样，他开始了10年的艰难奔波。

　　回到革命队伍

　　南昌起义部队失败后，朱克靖只身潜入广州，希望找到党组织。然而，广州经过“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由于朱克靖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认识的人较多，不能久留，他便混在人群中买了一张火车票，沿粤汉线北上，赶到武昌。当时武汉反动派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同样笼罩着恐怖气氛。朱克靖找到妻子肖仲之后，马上匆匆忙忙地携带家眷去了北平，暂在岳母家避居。为躲避反动派的迫害，朱克靖隐名埋姓，租种了海淀区中关村附近的一个葡萄园，他一面自食其力，一面努力寻访党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转入秘密活动，一时难以联络上，朱克靖焦急万分。他自幼读书，不事耕作，所以家中时常断炊，他的长子就是死于贫困之中。

　　后来又添了文泉、秀麟两个儿子，在生活的驱使下，朱克靖只得改行，经人介绍，化名李有才，在北平附近的遵化县任教。

　　1932年，朱克靖遇上幼年时的同学罗征书，此时罗征书正在广西师专做庶务，邀朱克靖到桂林教课。于是，朱克靖举家迁到桂林，以李竹怡的化名，到广西师专任教。

　　两年后，白崇禧到桂林游玩，有人悄悄地把朱克靖的情况告诉了白崇禧。白崇禧听说朱克靖已脱离了共产党，便吩咐准备宴席，并派吉普车去接，想劝说朱克靖归顺自己。朱克靖知道来者不善，托辞推脱，后在同乡好友的帮助下，全家逃离桂林，几经辗转，流落到长沙。此时，朱克靖已身无分文，迫于生活，只得忍痛将年幼的儿子秀麟送人，然后，取道江西去投奔妻舅文群。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国共两党共同公布“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协定，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市公开挂出了牌子。朱克靖经过10年的艰难奔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极为振奋，他激动地对家人说：“我要重归战场，请缨杀敌！”

　　朱克靖把妻子儿女送回醴陵家乡安置，并委托友人说：“如有机会，请把我的家属转移到延安去。”安排好这一切，他便急切地奔往南昌，投身抗战行伍。

　　智勇双全

　　朱克靖犹如归心似箭的游子，急速赶到南昌，终于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党组织征求他安排职务的意见时，朱克靖说：“无论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行，只要对抗战有益。”

　　叶挺对朱克靖十分尊重，提议要留他在军部工作。1938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在南昌编成，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时年43岁的朱克靖任军政治部顾问兼直属战地服务团团长。

　　战地服务团直属政治部领导，专门负责宣传、民运工作，其成员大多数是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来的爱国青年，有新闻工作者，也有作家，但比重最大的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分成戏剧、绘画、歌咏、通讯、民运等几个大组，其中，民运组人数最多。朱克靖对服务团的创建和发展花费了很大的心血。

　　开始时，服务团的男青年大都西装革履，女青年则烫发穿旗袍，比较自由散漫，因此也受到一些批评。但是，朱克靖看到了他们的朝气蓬勃，觉得他们离开大城市投奔新四军，有很高的抗日热情，而且很多人有一技之长，他便加以正确的引导，帮助他们克服思想上的

　　问题，与抗日军民生活在一起。战地服务团成立了一个剧社，朱克靖带着这批青年跋山涉水，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演出，有时还把《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送到前沿阵地。不到一年时间，他们行程2万里，足迹踏遍苏、浙、皖、赣4省，有效地宣传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抗日主张。

　　1940年6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受蒋介石指使，企图阻挡新四军向江北发展，拉拢泰州地方实力派、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阻击新四军。因为李明扬在北伐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旧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考虑到朱克靖在大革命时期的地位和影响，委任他担任新四军联络部长，负责统战方面的工作。陈毅为了争取李明扬和李长江，避免内战，特致书朱克靖，邀他从江南赶来，赴泰州谈判。

　　陈毅为朱克靖的泰州之行，曾写下了《送人赴泰州谈判抗日合作》的诗句：

　　停骖问我意何如？词婉情真再致书。